齐白石由木匠变为一代国画巨匠，能从做木工走向中国画创作，与他的广泛社交、四处拜师结友密切相关，特别是“五出五归”的社会游历生活对他影响深远。1888年，拜民间艺人萧芗陔先生为师学习画肖像，开始进行新的艺术定位。1889年，又拜胡沁园、陈少蕃先生为师学习诗文，开始完全脱离木工生活，专心学习绘画。1894年，与王仲言等七位朋友成立了龙山诗社，并被推选为社长。后与黎松庵等成立了罗山诗社，与朋友们一起吟诗作画。

1902年，受夏午诒的邀请，去陕西西安教授绘画，同年在西安结识了樊樊山先生，通过樊先生的收藏，才有机会让齐白石第一次欣赏到八大山人、金农等名家的真迹，对他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促使齐白石的绘画风格开始产生变化。1909年，齐白石前往广州，后又去南京拜访了李梅庵先生。1917年，移居北京，但因遇张勋复辟，移居天津避难，局势稳定后，返回北京，开始在琉璃厂南纸铺挂润格卖画。

期间和樊樊山、郭葆生等朋友往来密切。并在此期间结识了陈师曾、姚茫父、陈半丁等社会名士，特别是与陈师曾的交往，对齐白石晚年的国画创作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齐白石常被评论为“大器晚成”型艺术家，我们认为他丰富的社会生活是其漫长的量变过程，为他晚年实现质变和飞跃打下了坚实基础。齐白石的社会生活也进一步证明了艺术源于生活，丰富的社会生活经历可以让作品更有生命力。

如果把艺术家的作品比作冰山浮出海平面的部分，即是大家都容易看到的部分。那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则是冰山在海平面之下更大的部分，也是大家不容易看到的部分，但正是这部分支撑着那些可见部分，我们研究艺术家的作品，更需要研究那些“不可见”的部分。

家庭生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婚姻生活又是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齐白石的婚姻生活也充满了传奇色彩，结了三次婚，夫妻恩爱，生育的儿女较多，1919年，他与胡宝珠结婚，生育了七个儿子，他们的婚姻被传为佳话。表面上他的婚姻与家庭关系似乎比较复杂，但是齐白石很有家庭责任感，家庭关系很和谐，爱护妻子与孩子，而且每个妻子都能兢兢业业照顾好家庭，家庭管理得有条不紊，因为家庭生活和谐、无后顾之忧，使得齐白石可更专心致力于国画创作，也延长了他的艺术生命。所以齐白石艺术上的成就离不开他和谐而幸福的家庭生活。

齐白石复杂的社会生活背景让他充满传奇色彩，齐白石的一生经历了清王朝、北洋政府、中华民国、日寇侵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背景下，促进他走南闯北，从湖南到北京，经历过各种艰辛与磨难，齐白石广泛接触社会使得他的作品有鲜明的平民化特征，齐白石接触过社会多阶层的人，特别是与社会底层人民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即使在北京成名后，也依然保持纯朴的本色，特别是他始终保持着平民意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农民，平民意识与平民特征使齐白石的作品充满了独一无二的的吸引力。

纯朴的平民意识和天真浪漫的童心是齐白石国画的内在生命，同时他作品中墨与色的强烈对比，浑朴稚拙的造型和笔法，作为齐白石独特的艺术语言和视觉形状，则是齐白石国画的外在生命。社会现实的情感融合与之相适应的外在形式，而这形式又强化了情感的表现，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齐白石国画创作的总体风格。当我们欣赏齐白石的国画时，我们能感受到他作品中的那种生充满生命力、真情实感和世俗人情，按现在的评价标准来说就是接地气，正因为这些独特性，齐白石的国画才能经受历史的洗礼，而且更加彰显它永恒的价值。

随着齐白石生活阅历的丰富，他的书法风格也发生变化，五十岁以后少见纯粹的楷书，多见表现其性情的行草体，同时也有开合大的篆隶体，无不闪烁着齐白石的社会精神与性格的光芒。齐白石是用爱心真挚地融入他的国画作品。新中国成立后，齐白石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并通过国画创作积极为社会做贡献。例如他参加了抗美援朝书画义卖展览会，与何香凝、陈半丁等画家为世界和平大会创作巨幅《和平颂》等，从这些创作活动也可见他心中对社会、人民的大爱，不愧是人民的艺术家。

齐白石的成功不仅因他在国画本身创作上的成功，还包括他丰富的社会生活和经历，其社会生活与作品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我们用整体性统一观来研究艺术家，发现许多艺术大师本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社会生活对齐白石国画艺术的影响深远，研究他的社会生活，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齐白石国画艺术的本质与独特性，齐白石的社会生活经历及其作品对现代人都是很有启发性的宝库，能启发更多国画创作者们对社会生活进行提炼，提高创作水平。进一步让中国画在全世界发扬光大，开创中国画的新局面，从而进一步提高中华文化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