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深圳，汤发周按中国传统仪式叩拜齐白石最疼爱的小女儿、著名国画家齐良芷女士为师。齐良芷女士亲授汤发周国画、篆刻、书法、为其起笔名子海，号少白，并赠“白石山堂”墨宝一帧和“白石传人”“少白”，印章各一枚。亲得画坛巨匠家传真谛，画艺在继承的基础上发生质的飞跃，其笔下百态千姿的墨虾，活灵活现，趣味盎然。他擅长画鱼、螃蟹、寿桃、蝴蝶、蜻蜓、蝉、小鸡。吸众家之长，将大写意花鸟与工笔虫鸟草有机融汇。并将白石老人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贵在传神”的境界作为毕生的追求。

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 请照润格出钱

画三十方尺收钱三百整

　　1937年日寇侵华，北京沦陷，一些日寇和汉奸头目冲着齐白石的名头，千方百计向他求画，或登门拜访，或请客送礼，为的就是得到他的画。他便贴出门条：“送礼物者，不报答；减画价者，不必再来；要介绍者，莫要酬谢”。这一着很难奏效，依然难以“挡驾”。齐白石便再次贴出门条：“白石老人心病复作，停止见客。若关作画刻印，请由南纸店接办。”到了1939年底，他又贴出纸条：“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一起，先来之凭单退，后来之凭单不接。”另一张门条则云：“画不卖于官家，窃恐不祥！”“中外官长，要白石之画者，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到了1943年，齐白石干脆在大门上贴出四个大字：“停止卖画”。自此谢绝作画，此举与梅兰芳蓄发明志有异曲同工之妙。1944年6月，艺术专科学校通知他去领配给煤，当时燃煤是紧缺物质，十分稀罕，但齐白石担心是引诱他下水的“诱饵”，果断回信拒绝：“顷接艺术专科学校通知条，言配给门头沟煤事。白石非贵校之教职员，贵校之通知错矣。先生可查明作罢论为是！”字里行间，透出凛然之气。

　　有些门条还可看出齐白石卖画时锱铢必较的童稚气。先看一些他的门条，再作分析，如：“花卉加虫鸟，每一只加10元，藤萝加蜜蜂，每只加20元。减价者，亏人利己，余不乐见。庚申正月初十日”。“绝止减画价(吾年八十矣，尺纸六元，每元加二角)，绝止吃饭馆，绝止照相”。“凡我门客，喜寻师母，请安问好者，请莫再来！丁丑十一月谨白”。“有为外人译言买者，吾不酬谢”。“凡藏白石之画多者，再来不画，或加价；送礼物者，不答；介绍者，不酬谢；已出门之画，回头补虫不应；已出门之画，回头加印加题不应；不改画；不照像，凡照像者，多有假白石名，在外国展卖；假画场肆，只顾主顾，为我减价定画，不应。九九翁坚白”。“去年将毕，失去五尺纸虾草一幅，得者我已明白了。壬申白石老人”。卖画“加料加价”，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通行的做法，无可厚非。别说加“虫鸟”、“蜜蜂”，一些书法家连加上款、加时间、写楷书都是“加价”的理由，有的书画家连限定时间取件也要加钱，所以说齐白石此举，是很可理解的。可以想象，鉴于齐白石的艺术成就和当时就如日中天的名气，他受到的“骚扰”肯定不少，有人会以各种名头上门，以得到片纸只字或其他好处，所以他不得不限定各种规矩来对自己进行防护，乃至连向师母“请安问好”者也拒之门外，这或许是因为齐白石看穿了“弟子们”借请安问好之名索要好处的用意，尝到过“苦头”，从“失去五尺纸虾草一幅，得者我已明白了”的告诫性通告中，我们大致可以猜想出当时的情景和他的心态。他当时卖画的生意已经不用发愁，不怕没有顾主，用不着“掮客”，所以他对一些以“介绍”为名索要好处的做法是极为反感的，以至于多次声明对此“吾不酬谢”。应该注意，齐白石固然是一位艺术大师，但对他本人而言，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是把自己定位为“画匠”、“手艺人”的，靠卖画吃饭，所以一切都按照买卖场上的规矩办事，出了门再回头“补虫”、“加印加题”显然是不高兴的，就像买卖成交之后再索要“添头”是不妥当的一样。也正因为属于买卖关系，也就用不着“请吃饭”浪费时间。当然，他的防护心态，有的或许有过当之处，比如连和他拍照也担心人家会到国外去牟利。

　　齐白石还写过一张“真情告白”：“余年来神倦，目力尤衰。作画刻印，只可任意为之，不敢应人示□□。不敢余所不为者……作画不为者：像不画，工细不画，着色不画，非其人不画；促迫不画。刻印不为者：水晶、玉石、牙骨不刻，字小不刻；印语俗不刻；不合用印之人不刻；石丑不刻；偶然戏索者不刻。贪画者不归纸，贪印者不归石，明语奉闻。濒生启。”这是他刚到北京时写的，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位艺术家坚守的“底线”，不是给了钱什么都可以答应，卖画卖字卖印的基本前提，是要既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则，又要符合自己的兴趣雅致，不能勉为其难。

　　齐白石的不少门条，颇有郑板桥遗风。郑板桥自书润格也明确声明：“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句句都是大实话，又不乏风趣幽默。可见两人在性情上是相契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