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汤发周按中国传统仪式叩拜齐白石最疼爱的小女儿、著名国画家齐良芷女士为师。齐良芷女士亲授汤发周国画、篆刻、书法、为其起笔名子海，号少白，并赠“白石山堂”墨宝一帧和“白石传人”“少白”，印章各一枚。亲得画坛巨匠家传真谛，画艺在继承的基础上发生质的飞跃，其笔下百态千姿的墨虾，活灵活现，趣味盎然。他擅长画鱼、螃蟹、寿桃、蝴蝶、蜻蜓、蝉、小鸡。吸众家之长，将大写意花鸟与工笔虫鸟草有机融汇。并将白石老人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贵在传神”的境界作为毕生的追求。

齐白石赠关良一幅《螃蟹》

关良赠予齐白石的戏曲人物画

 关良与齐白石，两位20世纪中国的艺术大家曾有过一段情意浓浓的交往，而作为这两位忘年之交的见证，如今竟有画作存世，确属难得。

   在北京画院所藏的2000余件齐白石作品和图稿、印章、文献及齐白石收藏的书画中，有四件关良赠予齐白石的画作。这四件尺寸相仿的关良戏曲人物画，从面貌上看应是一个时期的作品。其中一件作品上题有：“白石前辈指正，一九五三年关良。”由此可见这四幅作品应是1953年关良所画，然后赠予齐白石的。顺藤摸瓜，我们翻阅了关良的相关文献，在上海书画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关良回忆录》中，可以读到这样的章节：问艺齐老。文中提到了关于他与齐白石交往的旧事。

       1942年，关良曾赠予李可染先生一本戏曲人物画的册页。可染先生到北京后，将这本册页拿予齐白石观赏。白石老人看后非常兴奋，欲见作者，可染先生解释说，作者关良住在上海，不便即来见他。于是齐白石在册页的扉页上题写了“关良墨趣”四字。据关良文中所说，1956年他来京开会，与李可染一同拜见了齐白石。齐白石不仅对他印象深刻而且现场作画，相见甚欢。而在此书的98页，刊载了齐白石赠予关良的作品两幅，一幅为《螃蟹》，另一幅为《松鹰》，皆为齐白石常画的题材。

        在《螃蟹》的画作上，齐白石题跋：“良公老弟同道，九十三岁白石璜请讲。”此作现存关良之子关汉兴先生家中。对于这两张画，学者柯文辉先生认为是在关良与齐白石见面之后所画。并提到，可染教授说：“老师很少写这样下款。”以示对关良先生的认可。

但从题跋上看，应为齐白石93岁所画，由此可知这两幅画与北京画院所藏齐白石旧藏关良的四幅作品，应同是1953年所绘。而以此推论，在他们1956年见面前，两位艺术家即已有了画作之间的交往。因此，齐白石与关良互换的这组作品，的确给我们留下一些疑问。因从现在掌握的信息看，1953年关良并未与齐白石见面，那么作品是如何交换的？是李可染先生帮助传递，还是柯文辉先生的推测有误抑或是关良先生对1956年见面的时间记忆有误？现在还无法确定，但无论如何，两位大师因相互的倾慕留下这六幅画作，应视为一段艺坛的佳话。

       由于关良赠予齐白石的这四幅戏曲人物画未提及所绘曲目，笔者出于好奇，很想了解关良所绘内容是确有出处，还是艺术家的臆造。因为这与艺术家的创作初衷以及创作方式有关，更何况齐白石也是个戏迷，关良赠予前辈大师的作品，理应是精心挑选过的。所以，笔者先后请教了北京京剧院朱甲、江苏省演艺集团的柯军等多位戏曲界专家以及兼通美术史与戏曲的中国美术学院的董捷老师。第一轮，北京京剧院的戏曲专家对四幅作品竟报不出戏名。问到董捷老师，得到的结论是两幅为《贵妃醉酒》，一幅为《乌龙院》，一幅为《除三害》。

        当笔者将这一意见返回给戏曲专家们时，戏曲专家的回复是颇有回味的。除认为《除三害》应为《通天犀》外，他们其实早先也从人物的形态上认出这几出戏，但因关良先生在人物形态以及服饰上的简化，使几位专家对作品到底是哪一出戏产生了怀疑。这不由得使笔者想到了齐白石那句被大家无数次重复的话：似与不似之间，关良戏曲人物画的妙处，或许也出于此。难怪白石老人会对关良的作品一见倾心，因为两位大师在艺术上的追求是一致的。

       由于这样的惺惺相惜，此后齐白石对关良给予了更大的支持，甚至成为其艺术的解读者。关良回忆说：“全国解放后，文化部门的一些同志，对我的画褒贬不一，有的还持否定态度。……齐白石多次出来为我辩护，齐老先生侃侃而谈，认为这是一种创新，而且自成一派。……在齐白石先生道义的支持下，一九五六年我在北京举办了第一次个展。”这次展览非常成功，观众纷至沓来，戏曲名家梅兰芳、画家李苦禅等专家都给出了颇高的评价。而后，1957年，关良与李可染代表中国到当时的民主德国访问、写生，开启了他们艺术的新旅程。

       文末，还有一事须赘言，当年德国莱比锡的伊姆茵采尔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美术》系列画集第636号为齐白石，第692号则为关良的戏曲人物。关良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特别提到了此事，也可算是两位大师的又一段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