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恺之论画以人物为上，次山，次水，次狗马，台榭，不及禽鸟。故张舜宾(彦远)评画以禽鸟为下，而蜂蝶蝉虫又次之。”宋人董道《广川画跋》所言不仅记述了草虫在以往中国画史上的地位，而且表明了“蜂蝶蝉虫”之类的草虫在顾恺之时代，尚未形成中国画的一个类别，但至晚到了唐代，在论述当时绘画的时候已经独立成科。五代时期，在“徐黄体异”的时代表述中，与黄筌的珍禽瑞鸟、奇花怪石相应的是，徐熙的汀花野竹、水鸟渊鱼、芦雁鹭鸶、蒲藻虾鱼、丛艳折枝、国蔬药苗，表现出了江南处士的野逸风格。而在现存的黄筌的《珍禽图》(故宫博物院藏)中，除了禽鸟之外，还有天牛、蚱蜢、蝉、金龟子、蜜蜂、细腰蜂、胡蜂等萆虫。正因为此，“若论花竹禽鸟，则古不及近”(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也就是说，“花竹禽鸟”在宋代已经表现出了超于前代的成就。此后，到了元人钱舜举的《草虫卷》，“三尺许，蜡蜒蜂蝶蜂蜢类皆点簇为之，物物逼肖，其头目翅足，或圆或角，或沁墨或破笔，随手点抹，有蠕蠕欲动之神，观者无不绝倒”(清·方薰《山静居画论》)，草虫在中国绘画的审美体系中，显示出独特的魅力。其影响所及，直至20世纪的齐白石。而齐白石在草虫绘画方面集大成的成就，则将这一领域的表现推向了一个后无来者的高度。在中国绘画史上，特别是到了宋元之后，许多擅长花卉的画家都工草虫，因为草虫能给春花秋卉以生意。然画史中的草虫只不过是蜂蝶蝉虫之属，而齐白石则扩展了草虫的范围，广及蝗虫、蟑螂、臭虫、苍蝇等为人们所厌恶的品种，可以说是只要他目之所及，皆无所不画。现在很难统计出齐白石一生画过多少种草虫，但是，北京画院所藏的齐白石的作品中有许多前人没有画过的草虫，它们有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中游的，有有益的，也有有害的。其中有许多在昆虫学家的眼里，亦是稀有的品种。
           如果仅仅说无所不画，那可能只局限在“能品”的范围。对于现在具有科学造型基础的画家来说，见什么画什么并不难，画什么像什么也不难。难在栩栩如生，难在形神俱备，难在趣味盎然，难在将一种题材推向中国绘画史的极致。因此，将齐白石的草虫画放到整个中国绘画史中去考察，可入“神品”之列。
           从总体上看，齐白石的草虫，有工、写之分。通常工细者，先画草虫后补景，写意者，先画景后补草虫。而不管是工是写，齐白石都非常注重草虫的体态结构，反映了他极为细致的观察和表现能力。他画的草虫得其翻飞鸣跃之相，翻者折翅能见动作，飞者振羽如临风声，鸣者切股能闻音响，跃者挺身可视耀状。这种千姿百态的变化，反映了他深厚的具有中国特点的造型基础。
           齐白石画草虫，有着较好的整体效果，又有着细致入微的细部刻画。草虫一般体态较小，而一些具体的结构就更小。一般能画出虫爪的结构已是不易，但他不仅画出基本的结构，还画出虫爪上的毛，真可谓细致入微，令人叹为观止，表现了极强的绘画功力。齐白石的画在注重草虫结构的同时，还注重质感的表现，画蜻蜒和蝉的翅膀极透明之能事，而画飞蛾通体蓬松的绒毛感觉一碰即落，其绘画语言的运用表现出了超于一般画家的能力。
           刻画精细是齐白石草虫画的一大特色，但常人画得细，容易腻和板，甚至细得如标本而无生气；齐白石所画则于精细中求生意，严谨处富变化。如画蜻蜓翅膀中的网纹，一笔中有浓淡变化，更增加了翅膀的动感。画水中草虫的长足，线条挺拔又能表现出关节的结构。这一切都是笔笔写出，积淀了他数十年的绘画功夫和学养。
           画工虫需要有很好的眼力，可是，由于生理的原因，受到视力的限制，老年人“目昏隔雾”已无力去画工细的草虫。可是，在齐白石的存世作品中，却有明确纪年的70岁以后的工虫作品，人们往往大惑不解。对此，北京画院所藏的一批齐白石的未完成稿，却解开了这一疑团。为了防止老年时不能作工细的草虫，齐白石在60岁之后陆续画了一批工虫待以后补景。这种点睛补龙的手法是齐白石的一大创造，也反映了这位高寿画家的长远之计。在这些形象生动、刻画完美的未完成的草虫图稿中，那些还没有添景的空白部分可以引发人们的多种想象。基于传统审美方式的作用，空白之无和有的辩证关系决定了这里有着丰富的可能性，可以想象，这些草虫的周围是一个丰富的世界。所以，这些未完成稿所表现出来的意趣和审美的意义，使之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现在完全可以把它们作为一件完整的作品来对待。实际上，齐白石在画这些草虫时已经有了最初的构想，从具体的位置到草虫的姿态，都凝聚了老人的匠心。
           齐白石的草虫画在题材和画法上，独具一格，开时代新篇。他更正了唐代以来“评画以禽鸟为下，而蜂蝶蝉虫又次之”的评画标准，提升了草虫画的品格，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