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与毛泽东是真正的同乡, 两人的出生地都在湖南湘潭县, 一个是杏子坞, 另一个是韶山冲, 两处仅相距几十公里。新中国成立不久, 毛泽东与齐白石就有了接触。

其中有一个在国内外广为流传的故事:在土改时, 齐白石接老家来信, 说家里人被划为地主, 不仅财富要被没收, 而且还要遭受批斗。齐白石惶恐不安, 在老友徐悲鸿的建议下, 写信向毛泽东求救, 在毛泽东的干预下, 齐白石家人被划为地主之事才得以“纠正”。这个故事确实存在, 但结果却不是这样。事实究竟如何呢?齐白石出身穷苦, 深知一粥一饭来之不易, 虽然后来卖画有了不少的收入, 但过惯了穷日子, 从来不大手大脚。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钱在老家盖房子置地, 到了解放初, 已有200多亩田地, 一大处院落和附近的几十亩山林。齐白石正式结婚两次, 原配夫人陈春君为他生下3个儿子。齐白石到北京后, 1919年纳18岁的胡宝珠为侧室, 胡宝珠先后为他生下4个儿子, 一个早夭。

1941年, 陈春君去世后, 齐白石把胡宝珠立为继室, 考虑到自己已是风烛残年, 于是把一生积攒下来的财产分成6份, 陈春君所生的3子, 分得湘潭老家的田地房屋;胡宝珠所生3子, 分得北平的房屋和现款。齐白石在家乡的儿子, 则把分得的土地向外出租。承租者称为佃户, 佃户租种地时要向地主交纳押金, 此外还要交纳地租, 如果收成不好, 缴不够地租, 就从押金中扣除。1950年11月, 湖南的土改运动开始后, 齐家的土地被充公, 可是收取的押金已被他们用来购房置地, 拿不出钱来退还给佃户了。

于是, 齐白石的大儿子齐良元便被抓了起来, 如果不退, 不但要遭受批斗, 可能还要被枪毙。齐白石接连收到老家的弟媳和几个孙子的来信, 向他报告乡政府要追取押金1000多块银元, 押谷200多石, 家里什物等件一概登记没收, 还准备将其家人批斗等消息。齐白石惶惶不安, 年初时, 他对土改的风声略有所闻, 凭着先见之明, 意识到家乡的土地和住宅可能会累及自己和家人, 在此情况下, 主动向毛泽东表态要献给国家。

当时他因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待遇问题, 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谈及了老家的田产。“……往年在湖南湘潭白石铺茹家冲置有田屋, 田约二百余亩, 住宅一进。……拟将上项田屋全部献给国家, 以便归还人民。”一进住宅加200多亩田产, 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如果不是因为土改, 齐白石是不会轻易这样表态的。写信后不久, 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齐白石, 并在朱德和章士钊等人陪同下, 和他共同用餐, 齐白石为此感到莫大荣耀。

收到家人的来信, 齐白石心里想, 前次写给毛主席的信和与毛主席的会面, 虽然将“田屋全部献给国家, 以便归还人民”的意思告诉毛主席了, 但可能主席因工作太忙, 并未传达至基层, 所以他家并未被区别对待。于是齐白石在1951年元旦前后, 再次上书毛泽东主席。齐白石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 介绍了老家划定家庭成分的具体情况, 直言不讳地向毛主席“请求向地方政府打个招呼”。

毛泽东收到齐白石的信后, 思考再三。按照常理, 齐白石的这个要求是他一句话就可解决的。但毛泽东明白, 土改是国家的大政方针, 牵涉千家万户, 不能因人而异。再者, 他虽为国家主席, 但对地方政府的工作, 一贯是不加干涉的。不久前, 毛泽东接到家乡汇报土地改革和询问他家庭成员情况的来信, 正好毛岸青回湖南老家, 毛泽东便让他向乡政府和土地改革工作队负责人转达了自己的三条意见:“一、家人不参与分田, 家产由政府处理;二、家庭阶级成分, 实事求是, 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三、人民政府执法不循私情, 按政策办事, 人民会拥护政府。”

于是, 他在齐白石的信上用铅笔作了郑重批示:请王首道同志交湘潭县县委研究处理。“研究处理”, 表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是十分慎重的。王首道时任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与此同时, 毛泽东亲笔为齐白石回了一信:白石先生:来信收悉, 已转寄湖南省人民政府王首道主席, 请他酌情处理。此复。顺致敬意毛泽东一月廿七日王首道收到毛泽东批示的信件后, 批转给湘潭县委处理时, 特别强调不能因为齐白石是名人, 便偏离现行政策给予破例照顾。

时任中共湘潭县委书记兼县长的杨第甫把批件交给湘潭县第十一区政府 (当时齐白石的老家隶属湘潭县第十一区茶恩寺镇荷月乡, 笔者注) , 要求他们按毛主席的批示, 对齐白石反映的问题按区别对待的原则办理。后来, 第十一区所属荷月乡政府和乡农会写给县土改委员会的联合报告中也明确写道:“昨奉区府指示, ‘关于齐白石的家, 应有区别的对待, 并要把齐佛来 (齐白石之孙) 的家庭状况及被斗争的情形报告等因’。我们领会了, 马上向群众去说服, 并加以解释。”

杨第甫于1951年2月26日给王首道的回信中汇报了毛主席批示齐白石信件的办理情况, 开头说道:“王主席转来毛主席批示齐白石先生来信一件, 以齐白石先生在我县白石铺置有田产, 此次土改中因退押事拘禁其家属, 嘱即酌情照顾处理。经查齐白石先生及其子其孙的家庭成分均为地主, 我们经说服农民对齐白石先生一百四十亩田的押金予以照顾处理……”毛泽东给齐白石的回信及信封这封保存在湘潭县档案馆的信, 只说到了齐白石140亩田的押金予以照顾处理之事, 对划成分一事则未曾提及。

齐白石家的地主成分之所以没有给改, 个中原因不难理解。茶恩寺镇的土改工作队收到毛泽东、王首道、杨第甫的批示后, 肯定要认真研究。齐白石30年前就在北京卖画, 老家的房产是从那时开始陆续置下的, 并非解放前三年所购置, 家乡的干部和群众最清楚。工作队根据三位领导的批示精神, 对此要重新核实查对, 并经当地乡民评议, 知情者反复讨论。齐白石家的土地数量, 完全符合划为地主的条件。至于他早年贫穷, 后来靠卖画所得的钱购置土地, 就可以不划地主, 那么, 其他地主购置土地的钱, 大部分收入也是合法的, 是不是也可不划成地主?因此, 齐白石家如不划地主, 整个茶恩寺谁家也划不了, 那么整个镇的土改就没法搞了。这并非他们无视三人的批示, 实是不得已。

况且, 毛泽东说的只是“研究处理”, 并没有明确说要给齐白石家改成分。他们把三人的指示全部压下, 对齐白石家的成分也没作改动, 仅在收浮财、退押金、关押批斗等不是原则问题的方面给予了“酌情处理”。至于杨第甫为什么不提及为齐白石家改成分的事呢?估计也是左右为难, 他心里非常清楚, 如果一定要给齐白石家改成分, 整个土改工作就会乱套, 而土改工作队已对齐白石家进行了适当照顾, 也算给了领导一些面子。同时, 我们也不得不佩服, 在那个年代, 我们的基层干部虽然文化素质和理论水平不是太高, 但在秉公办事、坚持原则上还是毫不动摇的。家人不再被关押和批斗, 齐白石以为问题解决了。有次杨第甫到北京开会, 齐白石听说后, 专门画了一幅荷花相赠, 并在落款一连书写3个“白石”, 据说老人是表达“在此三叩首致谢”之意。1957年, 齐白石去世, 家人即便知道他们的成分没改, 也无法向他反映了。

而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杨第甫被列入以周小舟 (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 为首的所谓“湖南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成员, 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劳动的处分, “文革”中又受到残酷迫害, 不可能也不会去关注齐白石家成分的事了。“文革”后, 杨第甫当选为湖南省第五届政协副主席, 于2002年在长沙逝世。他生前的一些回忆文章中, 都认定齐白石家的成分问题解决了, 如1997年湘潭齐白石研究会编印的《齐白石研究文集》第一集里, 有杨第甫写的《毛泽东为齐白石“纠改”地主成分》一文, 2002年第3期的《湖南文史》 (今《文史博览》) 有刊载。毛泽东为齐白石改成分一说最早出处大概于此。对于这种说法, 当时就有齐家后人提出质疑, 因为他们土改时都被划为地主, 几十年来子女入党、参军、升学、工作都受影响, 他们还亮出了湘潭县革委会为齐白石的孙子齐金平摘去地主帽子的文件为证, 如果没划地主, 何有摘帽之说。另在1966年湘潭县开展社教运动清查成分时, 齐白石3个孙子的家庭成分, 仍是土改时划的地主, 并没有任何改动。

至于杨第甫为什么会在回忆中说“毛泽东为齐白石‘纠改’地主成分”呢?这并不是他故意混淆黑白, 一个最可能的原因是他在1997年写那篇文章时, 此事已过了20多年, 由于时间久远, 他只记得有这回事情, 具体结果却淡忘了, 不知齐白石家人的地主成分当时没改。毛泽东为齐白石“纠改”地主成分的故事, 通过各种媒体在国内外大肆传播:“毛泽东对齐白石信件的批示和转寄湖南湘潭处理, 一纸化解了齐白石的危难, 反映了毛泽东对文化名人齐白石先生反映问题的高度重视, 并特殊情况特殊处理的工作方法”云云。需要指出的是, 这则看似温馨的故事, 不仅掩盖了事实的真相,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和人民领袖的形象, 使人误解为领导人的一个批示、一封信, 甚至一句话, 就能够改变程序, 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其实, 毛泽东在处理这类问题上, 曾为自己定下三条原则:恋亲, 但不为亲徇私;念旧, 但不为旧谋利;济亲, 但不以公济私。如李淑一托人请毛泽东推荐她进中央文史馆, 毛泽东在给秘书田家英的信中就曾说:“文史馆资格颇严, 我荐了几人, 没有录取, 未便再荐。”这就是毛泽东对友情和原则的态度!齐白石家人的成分问题, 毛泽东不一定知道最后的结果, 但即便知道, 也一定不会去责怪当事人。对同乡所托, 毛泽东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予以过问, 体现了他的平易近人和真诚坦荡。但党的政策不是摆设, 绝不能突破原则的底线。这件事情在今天给我们的启示依然深刻:各级领导干部, 无论职务多高, 权力多大, 要保持公道的思想、廉洁的品质、清正的胸襟、正派的作风, 努力做好人民的公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