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深圳，汤发周按中国传统仪式叩拜齐白石最疼爱的小女儿、著名国画家齐良芷女士为师。齐良芷女士亲授汤发周国画、篆刻、书法、为其起笔名子海，号少白，并赠“白石山堂”墨宝一帧和“白石传人”“少白”，印章各一枚。亲得画坛巨匠家传真谛，画艺在继承的基础上发生质的飞跃，其笔下百态千姿的墨虾，活灵活现，趣味盎然。他擅长画鱼、螃蟹、寿桃、蝴蝶、蜻蜓、蝉、小鸡。吸众家之长，将大写意花鸟与工笔虫鸟草有机融汇。并将白石老人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贵在传神”的境界作为毕生的追求。

（三联书店2010年1月北京第一版）

    不厚的一本小书，加上罗家伦的读后以及白石先生年表和绘画精选，总共就就二百五十多页。吃完午饭，午休前，躺在床上拿起这本书看了一个小时，之后有些困乏，睡了一个小时后醒来继续，又看了二个小时。就这样，三个小时的时间我看完了白石先生的自述。

   我不知道我看这些个名人自传是否“不务正业”，貌似我这样的处境早已过了读“闲书”的阶段，而应遵守学院体制的规定，一心一意只读专业书。但是实际情况是，之前本应“读闲书”的岁月被懵懂无知的我挥霍殆尽，结果是无根基的浮萍始终会随风飘荡，受不了专业训练的打磨。这种前后榫接不上尴尬境地实在让人难堪。终究还是自己没有毅力，做不了冷板凳，大器晚成的说法对我这种人大概是不适用的吧？想想白石先生在即将而立之年的时候（齐白石于光绪十五年，也即他二十七岁的时候拜师读书习画）才拜师学艺，跟着胡沁园、陈少蕃习诗文书画，从《唐诗三百首》读起，到《孟子》，到《聊斋志异》，到各种诗文集，最终成为一个能诗会画的文人雅士。而我现在才二十三周岁，为何就不能从《史记》开始，成为一个发掘人性，凭吊历史，殷鉴当世的历史学者？时代使然矣？借口罢了，借口罢了……

   罗家伦在《看完<白石老人自述>后的感想》一文中回忆，他在清华大学的时候曾偕同陈师曾/邓书存几位朋友去拜访白石先生。一进白石先生的大门就看见门屏上贴着画的润格，进客厅后又看到润格贴在墙上，心中颇有反感，以为风雅的画家，何至于此。（见本书第164页）对于那些文人雅士来说，金钱这些东西是不宜挂在表面的。罗家伦虽然当时是个“进步”的五四人物，但是对这些表面化的“乐利主义”也还是嗤之以鼻。不过似乎罗家伦当时还不了解白石老人定居北京后的晚年处境，也不知道白石老人那个“我们家，穷得很哪”的成长经历。当罗看完自述后，那种反感之心也就“消释于无形了”！

   白石先生说“我一辈子不喜欢跟官场接近”这大概只是建国之前的事。

   六岁那年，白石先生的家乡新上任了一个巡检，新官上任总得讲究些排场，虽然没有彩旗飘飘，但也会有锣鼓喧天的场面。乡下人没见过世面，总要拖男带女的去看热闹，白石母亲问他去不去看，他说不去，他母亲对他说：“哪里曾来过好样的官，去看他作甚！我们凭着一双手吃饭，官不官有什么了不起！”大概从这个时候起，白石先生记住了他母亲的这番话，不喜欢跟官场接近。（见本书29页）

    四十岁那年，白石先生第一次出远门，应任官陕西西安的夏午诒之请，去西安教他的夫人学画。当时的陕西臬台樊樊山是当时的名士和大诗人，齐白石有一面之缘，并为白石定了刻印的润列。当时的陕西湖南同乡劝白石先生接近臬台弄个当官的好差事，但是他认为自己不是一个热衷于功名的人，反而却其同乡悬崖勒马，不要如此钻营。（见本书91页）

   四十一岁那年，白石先生带着卖画的润资约二千多两银子出京回家，夏午诒想给他捐个江西的县丞候补，白石老人说:“我哪里会做官，你的盛意，我只好心领了。如果我到官场里混，那我简直是受罪！”（见本书93页）至此到自述结束，白石先生也没有提到他和官场的恩恩怨怨了。自述到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戛然而止，那年他老人家八十八岁。

   从书后附录的齐白石简要年表得知：

    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他笑在脸上，乐在心里。从此，他的艺术生活，开始进入新的阶段。……任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不止一次地刻过为人民服务和学工农的印章”（按：我不知道撰写简表的人是否亲眼看见挂满笑容的白石先生，至于白石先生的心里也清楚，大概作者是学心理学的吧。）

    一一九五零年：“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

    一九五二年：“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委员。”

    一九五三年：“担任北京中古国画研究会主席。”

   一九五四年：“湖南人民选举他为全国人大代表，他感到无上光荣，并出席了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一九五七年：“担任北京画院名誉院长。”

   一九五七年九月病逝。

   自谓“一辈子不喜欢跟官场接近”的白石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和官场走的最近，不仅成为各种政府组织成立的文艺机构领导，更被家乡人民选为人大代表，实行“参政议政”的职能。我宁愿相信白石先生对共产新中国是“笑在脸上，乐在心里”的，实际上建国初期的文人和知识分子也多有这种想法。先生在五七年病逝，享年九十五岁，也算是高寿了。一九五七年是个多事之秋，也许在那个时候仙逝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见不着之后的腥风血雨也许对他老人家是一种告慰。                     

（夕照归牛图）                                                （佩铃人）

书   后所附的图版，我最喜欢的一幅是《夕照归牛图》，图边有一“佩玲人”的刻印，这一印一画构成了一个温馨的故事。十一岁那年，齐白石家养了一头牛，祖父叫他每天上山放牛和砍柴，祖母听算命瞎子的话买了一个铜铃用红头绳系在他的脖子上，说是能逢凶化吉，并对他说：“阿芝，带着二弟上山去，好好地牧牛砍柴，到晚响，我在门口等着，听到铃声由远及近，知道你们回来了，煮好了饭，跟你们一块而吃。”后来白石老人特地刻了一方印章，自称“佩铃人”，还题了一首画牛的诗:

星塘一带杏花风，黄犊出栏西复东。

身上铃声慈母意，如今亦作听铃翁。

   画中温馨的亲情让人动容，也让我触及自身，伤怀不已！这幅画还让我想起白石先生每次放牛时也刻苦读书的情景，画中寄托着一个人的成长的经历，让人感悟着成就之前的诗外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