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深圳，汤发周按中国传统仪式叩拜齐白石最疼爱的小女儿、著名国画家齐良芷女士为师。齐良芷女士亲授汤发周国画、篆刻、书法、为其起笔名子海，号少白，并赠“白石山堂”墨宝一帧和“白石传人”“少白”，印章各一枚。亲得画坛巨匠家传真谛，画艺在继承的基础上发生质的飞跃，其笔下百态千姿的墨虾，活灵活现，趣味盎然。他擅长画鱼、螃蟹、寿桃、蝴蝶、蜻蜓、蝉、小鸡。吸众家之长，将大写意花鸟与工笔虫鸟草有机融汇。并将白石老人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贵在传神”的境界作为毕生的追求。

　　　作为一名未行拜师礼的弟子，张仃与齐白石有很深的缘。齐白石是中国近代美术史上的一个最大的神话，他以质朴的农夫之心，行优雅的文人画之笔，打破了雅与俗、民间与古典的森严壁垒，创造了一个清新刚健、精妙绝伦的绘画世界。这正是后辈张仃心驰神往、毕生追求的艺术境界。齐白石视绘画为“寂寞之道”，认为只有那些“心境清逸，不慕官禄”、品格高尚的“真君子”方可从事，一直是张仃从艺的座右铭。

　　张仃本是安于这种“寂寞之道”的人，在风雷激荡、内忧外患的历史洪流中，这个梦想被打破，使他无法像齐白石那样，靠自己的画笔，自食其力，而是成了一位革命的“公家人”，以自己的画笔为革命事业服务，从此经受冲突与矛盾的考验。“革命”的需要与“艺术”的规律，常常在他身上冲突交战，张仃使出浑身解数，努力协调两者的关系。然而，在激进主义愈演愈烈的历史潮流中，“革命”最终还是吞噬了“艺术”。到了“文革”，张仃遭到残酷的迫害，被打入“牛鬼蛇神”的行列，剥夺作画自由。然而，“文革”的精神炼狱，催生了张仃的焦墨山水——这种更加纯粹、品位更高的“新文人画”，使他一步跨入艺术的大匠之门，证明“寂寞之道”并不寂寞。他与白石老人在艺术的天国拈花相视而笑。

　　张仃生前藏有齐白石的绘画珍品四件：《樱桃》、《红荷》、《竹篱葫芦》、《葫芦》，每一件都有耐人寻味的故事，可以见证他们之间的不解之缘。

　　樱桃

　　《樱桃》人们都熟悉，因为它常年挂在张仃寓所的客厅里，与主人朝夕相处，两看不厌。此画尺幅不大，只有两平尺，题材也平常：一只灰色的民间青花大瓷碗盛满樱桃，上有两句题诗：“若叫点上佳人口，言情言事总断魂”。行家知道，樱桃缺少形色的变化，不容易画好。然而到齐白石笔下，腐朽化为神奇，大小相似、随意摆布的樱桃，加上错综变化的焦墨短线——果柄之后，顿时生动起来，散落在外的樱桃，与碗内形成微妙的呼应，再加上装饰味十足的瓷碗的衬托，真是光彩夺人。加上两句艳美的题词，更是令人神往！

　　画的题款是“张仃先生正旧句，庚寅九十老人白石”。庚寅即1950年，那年齐白石实际年龄八十八岁，如此的高龄，笔力依然如此矫健，而且春心不泯，真是令人诧异。那么，张仃是如何得到这幅画的呢？

　　在笔者的记忆中，张仃老人生前从未披露过这幅画的来历，回想起来不免令人感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班喜欢艺术的年轻朋友经常聚集在红庙北里张仃先生的客厅里，赏画谈艺，这幅《樱桃》曾让大家饱尽眼福，居然没有探听一下它的来历。这也证明张仃的低调，从不炫耀自己与齐白石的关系。直到张仃去世后，有一次我访问张仃的学生、中央工艺美院退休教授罗真如先生，才解除这个悬念。那是1959年夏在颐和园北宫门的松林里，张仃给工艺美院装潢系学生上国画写生课时捎带出来的故事。以下是罗真如讲述的内容梗概——

　　1950年夏天，张仃提了一筐樱桃去看白石老人。齐白石答应为他作一幅画，一直未见动静，张仃等不及了，便登门拜访齐白石的“铁栅屋”画室。老人也不客套，收下樱桃，让了座，就径自往画室走去，张仃想亲眼看看大师怎样运笔作画，却被老人拦在画室门外。两小时过去了，还不见老人出来，张仃原以为齐白石作画出手很快，看来并不如此。过了一会儿，白石老人略显疲惫地从画室里出来，把刚画完的《樱桃》交给他。看了画，张仃恍然大悟，敬佩之情油然而生。“齐白石作画原来是那样认真，那样严谨！想必画了不止一张，不满意的扔进废纸篓，难怪花那么长的时间。也许因为我的身份不一样，是画家，又是中央美院的教授，齐白石当然不肯马虎。”

　　红荷

　　齐白石喜欢画荷花，擅长画荷花，同类题材的作品不计其数，然而论笔墨之老辣，构图之饱满，视觉冲击力之强烈，要数《红荷》为最。关于这幅作品的问世过程，张仃晚年依然记忆犹新，在文章中有详细的记录——

　　辛卯（1951）年元旦，可染约我同去给老人拜年。当时老人客居在一位将军家中。我们到后老人早餐已毕，精神甚好。老人元旦试纸，可染帮助磨墨，我为理纸。我们想看齐老画长线，提议画残荷。因老人晚年画残荷很多，笔墨生辣，构图奇特，集老人平生艺术修养之大成。老人宁神片刻，提笔落墨如锥画沙，数尺长线缓缓而出，互相参差。老人以一生制印经验，计白当黑。不久，荷杆主要构架形成，又以赭石写出大面残叶，以胭脂画花，一大一小。随后又反复推敲，增添小荷杆，更加疏密有致，于是落款辛卯元旦九十一岁白石老人。（《李可染艺术的继承与创新》）

　　这段文字，不仅生动见证了艺术大师从容不迫、收放自如的笔墨手腕，也写下了张仃的虔诚与谦恭，文中末一句“落款”两字后面，作者略去了“张仃先生法论”一句。但这一句恰恰表明，齐白石在作画过程中感受到张仃在场的良好氛围，唯其如此，才将此画赠送给他。《红荷》的收藏，与几个月前的《樱桃》有所不同，那次张仃被拒之于画室之外，这次则是与齐白石的大弟子李可染一起，为老人理纸研墨，表明他与齐白石的关系近了一层。

　　竹篱葫芦

　　相比之下，《竹篱葫芦》的收藏更具一波三折的戏剧性。1953年的一天，张仃来到和平门琉璃厂，走进一家画店，在文物字画丛中，一幅水墨小品令他眼睛一亮：这不是白石老人的手笔吗？画的是竹篱与葫芦，笔墨酣畅沉雄，举重若轻，精妙无比，附纸还有题跋：“手妙纸佳方有此画（三尺纸之竹篱葫芦也），百年后若不值百金，白石作鬼也应痛哭。壬申五月书此，附画自藏。”原来是齐白石自藏的心爱之物，不知何故竟然流落到此地。张仃不假思索，当场以高价买下这幅画，送到齐宅。老人见了，又惊又喜，惊的是自藏的宝贝被盗流出而不知，喜的是完璧归赵，感慨之下，老人抽纸提笔，写下：“此葫芦是张仃弟所宝藏，他人不得窃夺去。九十三岁白石重看加记。”郑重地将画交给张仃。张仃将画送到画店重新装裱，齐白石的两段跋并列于诗堂，给此画增加无限兴味。这幅作品一直珍藏在张仃身边，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被红卫兵抄走。所幸的是，十年之后完整发还，真的应了白石老人那句话“他人不得窃夺去”。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补题的跋上对张仃的称呼是“弟”，而不是“先生”，这一改变非常重要，表明张仃与齐白石的关系已经发生质的变化。

　　葫芦

　　最令人拍案叫绝的，还是齐白石的绝笔《葫芦》，画面上一大一小两个葫芦，藤蔓纷繁，互相缠绕，落款是“九十八岁白石”，其中繁体的“岁”字笔划写错。这一年老人自署年龄应为九十七岁（实际年龄为九十五岁），可见，老人是在神志恍惚的状态下作此画的。据美术史家王鲁湘的考证论述：这张绝笔《葫芦》一直秘藏于张宅，是京城美术界一个精英圈子里的赫赫明星。每隔一段时间，李可染、黄苗子、张光宇等画家就相约结伴来到张宅，一起欣赏这幅作品。李可染对这幅画的评价是两个字：“绝了。”人问为什么绝了，他的回答是：“老人画到这个岁数，糊涂了，连字都不会写了。当时写这个"九"字，就问他："是往这边拐还是往那边拐啊？"等到写"岁"字，怎么也记不起来，就写成现在这个样子。”白石老人在糊涂的状态下凭本能作画，用笔用墨已经是天籁，笔墨中包孕的精、气、神完全超越了白石老人的身体健康的状态，是一种修养在完全自由自在自为的状态下释放。一个中国画家只有到了这个境界才谈得上是“天爵”，与此相比，包括白石老人以前的作品，所有人的画都只能算是“人爵”。（《糊里糊涂画葫芦》）

　　张仃是如何成为这幅绝笔《葫芦》的收藏者的？这肯定是很多人关心的，其中必有耐人寻味的故事。遗憾的是，包括王鲁湘在内，已经没人能够解开这个悬念。由于张仃的低调、沉默，加上当事人均已离世，这件事将成为永远的秘密。但有一点却毫无疑问：作为齐白石的真知音、真弟子，张仃成为绝笔之作《葫芦》的收藏者，是顺理成章的，也是令人欣慰的。

　　2015年11月15日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