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深圳，汤发周按中国传统仪式叩拜齐白石最疼爱的小女儿、著名国画家齐良芷女士为师。齐良芷女士亲授汤发周国画、篆刻、书法、为其起笔名子海，号少白，并赠“白石山堂”墨宝一帧和“白石传人”“少白”，印章各一枚。亲得画坛巨匠家传真谛，后在齐良迟、郭秀仪、齐秉正、王砚方等众多齐派大师的指点下，画艺在继承的基础上发生质的飞跃，其笔下百态千姿的墨虾，活灵活现，趣味盎然。他擅长画鱼、螃蟹、寿桃、蝴蝶、蜻蜓、蝉、小鸡。吸众家之长，将大写意花鸟与工笔虫鸟草有机融汇。并将白石老人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贵在传神”的境界作为毕生的追求。

齐白石书法作品赏析

　　白石老人是举世公认的艺术大师，他的诗、书、画、印都是具有很高的造诣。他自评艺术成就说：“余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一位主要以绘画享盛名的艺术大师却把绘画成就置于末位，有人觉得难以理解，有人认为是大言欺世，其实这可看作白石老人一生学艺甘苦的自白。他于绘画用力最勤，成就也最高，他的诗、印、字，从中国文人画的意义上说，主要还是为了完善他的绘画。出身工匠的白石老人看重自己的诗、印、字，是由于他认同于中国文人画的深厚传统。我们欣赏白石老人的书法艺术，应该牢牢把握这个基点。

齐白石（１８６３—１９５７），原名纯芝，字谓清，后改名为璜，字濒生，号白石山人，此外还有许多别号，如木居士、木人、杏子坞老民、星塘老屋后人、湘上老农、齐大、寄园、寄萍、寄萍堂主人、萍翁、寄幻仙奴、借山吟馆主者、借山翁、三百石印富翁……等。他出生于湖南湘潭一个农家。幼年家贫，读书不到两年即辍学。曾学做雕花木工。２７岁拜湘潭名士胡沁园、陈少蕃为师习书画，后又师从王运学诗，遂以绘画为业。４０岁以后多次出游，结识了樊增祥、曾熙、谭延、陈师曾、王梦白、姚茫父、陈半丁等许多名流。１９１９年定居北京直到逝世。他最初从胡沁园、陈少蕃习何绍基书法，能得丰神。４０岁以后出游，开阔眼界，遂又取法金冬心、郑板桥、赵之谦等人，得金冬心的古拙与郑板桥的奇纵，同时并临习《爨龙颜》等碑刻。定居北京后，取法李北海，笔势更加变化多姿。与此同时，他也研习篆书，对秦权诏版、汉《三公山碑》、吴《天发神谶》、《禅国山碑》等，都曾广泛临写。

以上是白石老人学书经历的大略。白石老人谈到他早年学做诗的经历时说：“我是反对死板无生气的东西，做诗讲究性灵，不愿意像小脚女人似的扭捏作态。”他力主写诗要“陶写性情，歌咏自然”（见《白石老人自述》）。其实这也可以看作他对所涉足的各种艺术门类的总的主张，他的书法也同样讲究性灵，陶冶性情、富于生气。白石老人谈到自己的字时说，“要我行我道，下笔要我有我法”。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以“有我之境”为“不隔”，白石老人的字是达到了这一境界。从白石老人的书法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真率、自然，感受到生命力的律动。有人认为白石老人的字有一种霸悍之气，言者之意或在贬抑，其实正道出了白石老人书法的一大特色。他作字“我行我道”，便旁若无人，便绝不媚俗，胸中郁郁勃勃的阳刚之气便自然而然地流露于笔端。这便是白石老人的霸悍之气。

白石老人书法的最高成就，无疑是他的独具面貌的行草书。其行草的风格是经过他长期艰苦探索才得以形成的。他早年写魏碑，写《爨龙颜碑》，写金冬心、赵之谦的碑书，都属于正书的范围。他早年曾用金冬心、赵之谦的碑书题画，却不曾用魏碑与《爨龙颜碑》题画。大概白石老人认为金冬心、赵之谦是画家，故取其书体题画。现在看来，这些早年画作上的题字与绘画部分并没有形成浑然的一体，而是各不相涉。这是由于金冬心、赵之谦的书体是为他们自家的绘画而设，而白石老人的画风与他们颇有差异，照搬他们的书体，自然显得格格不入。白石老人早年也用何绍基的行书题画，而何绍基的行书具有强烈的个性，题入画幅，使人感觉到其独立倾向较为突出，与白石老人的画风也不相宜。白石老人早年不断变换题画书体，这体现他在这方面的苦苦追求。

经过多年的探索，白石老人终于找到形成自己书风的基础书体，这便是唐代大书家李邕的行书。李邕书法以二王为宗，尤其挹取了王献之翩翩纵逸的意态。他并承接唐太宗李世民和怀仁集《三藏圣教序》遗风，以行书写碑，刻碑虽多少有损墨迹的韵味，却也会增加几分厚重，更重要的是李邕书法的纵逸超迈，可以给临写者留下广阔的发挥余地。故白石老人在探索书法的变法时，以李邕为首选。他定居北京后，以临写李邕的《李思训碑》和《麓山寺碑》为日课。这以后，我们看到白石老人的题画字以崭新的画貌出现。这些题画字苍劲、雄浑，如万丈飞瀑，直泻而下，有崩云坠石的气势。于是白石老人具有独特风格的行书形成了，以后他一直运用，没有大的突变。白石老人行书用笔中侧并举，轻重相生，笔画的枯润浓淡，粗细方圆，无不大起大落而又层次丰富。在这些字中，我们已经认不出白石老人所取法的碑帖的本来面貌，我们只看到他吸取众多“法乳”而焕发出来的丰神。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白石老人的字法与其画理实息息相通。他曾题画兰云：“作画须有笔才方能使观者快心，凡苦言中锋使笔者实无才气之流也。”他作字同样不主张纯用中锋，善用侧锋是他的行书一大特点。前人已指出钟繇、王羲之已能用侧锋，米芾“刷字”更是善用侧锋的大师。白石老人运用侧锋，丰富了用笔，把书法的意趣表现得淋漓尽致。于是其书与其画遂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合之而成双美。他的字固然可以独立成幅，而他的画若无题字便会减色，不成全璧，这是观赏白石老人的画作都体会得到的。

白石老人另一种擅长的书体是篆书，他所取法的秦权诏版，汉《三公山碑》、吴《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其共同特点是笔画都是方折，且秦权诏版朴拙挺劲，汉《三公山碑》厚重浑穆，吴《天发神谶碑》和《禅国山碑》则峻峭森严。这些碑刻熔铸成白石老人的篆书风格，也构成了白石老人篆刻的基调，故白石老人的篆书亦多方折。方折的笔画不仅使字形显得骨力洞达，在用以题画时，更成为绘画构图的重要补充。因为绘画的线条、总是弧线多于直线，而笔画方折的篆书题字，与弧线形成对比，便成为构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且白石老人的篆书多用侧锋，笔势纵肆矫健，他以这样的篆法入画，自然显得典雅厚重，滋味隽永了。

白石老人除题画外，也留下了许多书法作品，许多都是上乘之作，当然是行草、篆书为主，偶然有隶书作品，这却不是他所擅长的，笔画稍显荒率，难与其行草、篆书并肩。关于这一点，我们也不必为尊者讳。白石老人晚年弟子众多，大多以绘画受业，也有以篆刻受业的，但似乎没有专以书法受业的弟子。李可染是白石老人的绘画弟子，其绘画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了，其书法也颇具特色，造诣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