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1864—1957）是一个多艺兼擅的艺术家，蔬果是其尤为擅长的绘画科目，而葫芦又是其最常见的表现题材。
　　葫芦虽然只是绘画题材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科目，但它因肚大口小的奇特外形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而拥有了别样的艺术趣味。葫芦是天然的盛酒器物，谐音“福禄”“护禄”。其枝茎称蔓，“蔓带”谐音“万代”。“福禄”“万代”就是“福禄寿”齐全的意思。因此在中国人眼中，葫芦是一样吉祥宝物。同时，从传统风水学上讲，葫芦嘴窄身肥，所收煞气易入难出，因而其又是一件驱邪纳福、化解各种不利风水的法物。葫芦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寄托着人们的美好愿望。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画题材中，葫芦能表现出一种豁达、包容、恣意、淋漓的大写意状态。葫芦画为大众所喜闻乐见、雅俗共赏，因此于一个“接地气”的职业画家而言，对葫芦题材情有独钟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在齐白石花卉蔬果题材的绘画中，葫芦题材出现的时间较晚。现在所见到的齐白石的绘画中，最早出现葫芦这一形象的作品是作于1913年的《李铁拐像》（北京画院藏）。但在该图中，葫芦只是作为人物的配饰，并非主角。齐白石真正将葫芦作为绘画主体来创作，是在“衰年变法”以后。自此，其葫芦画断断续续均有创作，一直持续到归道山。据不完全统计，现存齐白石葫芦画至少有近百件。与其他画家相比，齐白石可谓是葫芦绘画的集大成者。即便是其私淑的名家吴昌硕，与之相比，也稍逊一筹。
　　以数量和绘画技法而言，齐白石的葫芦画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葫芦为主题的设色画。画家多以大块的积墨描绘葫芦叶，再以藤黄或鹅黄画葫芦，再或者在葫芦上辅之以螳螂、蜻蜓或其他草虫，将大片的叶子与随意的藤蔓相连接。现在所见的齐白石葫芦画多属此类。第二类为白描或纯水墨。画家只以淡墨勾出葫芦的轮廓，再配以简短的题句或辅以大块的墨叶。此类作品较为少见，在其葫芦绘画中约占一成左右。第三类则出现在人物画中，葫芦只为配饰，《铁拐仙图》（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罗汉图》即属此类。这类作品极少，笔者仅见过几件而已。因第三类作品本质上还属于人物画，故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齐白石所绘葫芦画，多为大写意。这些绘画，秉承了他一贯的绘画作风——以恣肆淋漓的泼墨法，并以大片的色块来渲染葫芦叶及葫芦，是其“衰年变法”以后画风的代表。他在画面中寄寓了深深的情思。如《双葫芦》（北京画院藏）图中题识“人笑我，我也笑人”，与其常见的人物画中的题识“人骂我，我也骂人”可谓如出一辙，都是在一种轻松、诙谐的笔触中表现出对世态的不满和嘲讽。而另一件《葫芦》则题识“头大头小，模样逼真，愿人须识，不失为君子身”，同样以拟人的手法，赋予葫芦以人格魅力。
　　齐白石通过葫芦婉转地表达自己的绘画理念，并在画中题上小诗，使其葫芦画的意境得以升华。如题《葫芦图》（北京画院藏）云：“丹青工不在精粗，大涂方知碍画图。嫩草娇花都卖尽，何人寻我买葫芦？”这种既在画中表达艺术思想，同时也表现出文人情趣的创作模式，与齐白石所心仪的明代画家徐渭有诸多相似。徐渭也曾画过一件大写意葫芦，是其《花卉杂画》卷（日本泉屋博古馆藏）中的一段。徐渭在画上题识曰：“世间无事无三昧，老来戏谑涂花卉。藤长刺阔臂几枯，三合茅柴不成醉。葫芦依样不胜揩，能如造化绝安排。不求形似求生韵，根拨皆吾五指栽。胡为乎，区区枝剪而叶裁？君莫猜，墨色淋漓雨拨开。”同样是表达泼墨大写意的理念，徐渭的“不求形似求生韵”与齐白石的“丹青工不在精粗，大涂方知碍画图”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也从此可以看出齐白石大写意花鸟取法徐渭的痕迹。
　　作为一个极具生活情趣的职业画家，葫芦画也与齐白石其他绘画一样妙趣横生、雅俗共赏。虽然很多葫芦绘画在构图、技法等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但齐白石长于在画中题写诗词或短句以增加文化附加值，这就让看似千篇一律的葫芦画活灵活现起来。如《画葫芦》中题七言诗“劫后残躯心胆寒，无聊更变却非难。一心要学葫芦诀，无故哈哈笑世间”，表现出劫后余生的豁达。另一幅《画葫芦》中再题七言诗“风翻墨叶乱犹齐，架上葫芦仰复垂。万事不如依样好，九州多难在新奇”，则是在借葫芦的千姿百态直指时局的混乱，不切实际的变革导致“九州多难”。
　　“依样”一词在吴昌硕的葫芦绘画中最为多见，是“依样画葫芦”的代名词。齐白石沿袭此法，使“万事不如依样好”成为他的经典名句，被后人广为传颂。齐白石在89岁所绘的白描《葫芦图》（北京画院藏）中仍然自题“年年依样”，可见“依样”一词已经贯穿其艺术嬗变的始终。
　　在另一幅《画葫芦》中，齐白石题诗“涂黄抹绿再三看，岁岁寻常汗满颜。几欲变更终缩手，舍真作怪此生难”，表明其绘葫芦意在求“真”而不会求“怪”，即便年年岁岁均寻常无奇，也不会轻易“变更”。这与他在另一幅《葫芦》画上所题的七言诗“别无幻想工奇异，粗写轻描意总同。怪杀天工工造化，不更新样与萍翁”可谓相互呼应，体现了他一贯的艺术理念。
　　现藏于北京画院的一幅葫芦画作品中，齐白石这样写道：“远远西山夕照斜，名园春尽寂无华。幽花卧地无人赏，何况葫芦旧样瓜！”此意境与徐渭在《墨葡萄图》中的自作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极为相近，均有一种怀才不遇的幽怨。不同的是，齐白石是通过黑色幽默的笔法来表达内心的曲折，其画面是喜庆的，这与徐渭画面中所透露出的冷逸有天壤之别。
　　齐白石的大写意葫芦，大多以浓淡、深浅各不相同的大块墨叶和各种形态的垂藤作陪衬。齐白石在一首题为《葫芦架未整齐，石镫庵老僧笑之，戏答》的诗中写道：“三年闭户佛堂西，咬定余年懒最宜。随意将瓜来下种，牵藤扶架任高低。”据此可以看出，“牵藤”的配搭成为齐白石笔下葫芦不离不弃的最佳选择。
　　大部分情况下，藤蔓只作为画面的陪衬和点缀，主要是为烘托视觉感很强的葫芦。但齐白石有一些作品是专门以“藤”为主体的独立之作。他在诗集或绘画题跋中也多次提及画藤，如《春藤》：“西风昨岁到园亭，落叶阶前一尺深。且喜天工能反复，又吹春色上枯藤。”齐白石自言画藤师承青藤（徐渭）。他在一幅《藤萝》中这样题识：“画藤不似木本，唯有青藤老人得之。余三过都门，喜画藤，未知观者何论。”齐白石还言自己是从蛇的形态中悟出了画藤三昧，有《画藤》诗为证：“青藤灵舞好思想，百索莫解头绪爽。白石此法从何来？飞蛇乱惊离草莽。”齐白石创作的《题画藤》《秋藤》《老藤》《画藤花》等作品，均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相得益彰。
　　在葫芦画中，为了使各种藤蔓表现出不同的姿态，齐白石一般直接用“墨分五色”相区分，有的则以紫色、赭色或淡绿等交相穿插。他所绘的藤蔓虽有程式化倾向，但由于所搭配葫芦经营位置的千变万化，并配以不同的题跋文字，故画面仍然不觉相似。关于这一点，齐白石本人在一幅《葫芦图》题跋中言及：“客谓余曰：‘君所画皆垂藤，未免雷同。’余曰：‘藤不垂，绝无姿态。垂虽略同，变化无穷也。’客以为是。”在另一幅《葫芦图》（北京画院藏）中，齐白石再题：“画藤以垂为佳，牵篱扶架最难大雅，余故不辞万幅雷同。”虽然齐白石自谓“万幅雷同”，但实际上由于布局、题跋、印章甚至纸型的千差万别，已有效地避免了画面的相似感。在齐白石看来，“天工”并不会雷同，只要遵循“天工”去画，自然也就各具其态了。
　　齐白石的藤蔓，有的环绕葫芦，墨趣横生；有的则自行延展，与葫芦穿插呼应。在落笔处，往往多飞白，如龙飞凤舞的草书，流畅而遒劲。这些藤蔓，成为连接墨叶与葫芦的纽带。即使采摘下来的葫芦，也有枯藤相伴，使画面不至于枯燥、单一。葫芦因为有了藤蔓的衬托，而更具生命力。在藤蔓之外，齐白石往往在葫芦画中缀以螳螂、蚂蚱、天牛、蜻蜓、蜜蜂、蝴蝶等草虫或小雀，且多为精致工细之笔，使画作工写结合。这样既丰富了画面的视觉效果，又使葫芦回归到“天工”的原生态环境中，给人以鲜活、灵动之感。
　　和其他花卉蔬果画一样，齐白石的葫芦画是其写意精神的代表。尤其是“衰年变法”以后，其葫芦画出现的频率极高，且持续到晚年，我们甚至可见到他自署“九十六岁，白石”的葫芦画作品。他在多幅画中反复提及所绘葫芦均为“依样”。这种“依样”，不是“依”前人之“样”，而是“依”造化之“样”。他在一件《葫芦蝗虫》斗方中题识：“余曾见天畸翁院落有藤一本，其瓜形不一，始知天工自有变更，使老萍不离依样为之也。”正是因为大自然的丰富多彩，“自有变更”，因而齐白石“依样”为之，也就不会雷同了。这也道出了写生的真谛。
　　齐白石的花卉蔬果画受吴昌硕影响较大，但唯独葫芦画不然。吴昌硕葫芦画大多构图繁密，且葫芦多交织在藤蔓和绿叶中，垂藤多用赭色，葫芦叶则多用墨骨，再以浅色花青晕染，画面显得繁复。如作于1914年的《葫芦图》（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藏）、作于1915年的《篱边秋果张如锦》（浙江省博物馆藏）及无年款的《硕大无朋图》（天津工艺美术职业学院藏）即是此例。这与齐白石葫芦画的简洁、明快形成对比，可谓各有千秋。对齐白石“衰年变法”起着重要影响的陈师曾，也有画葫芦的记录。陈师曾的画多以淡墨勾出葫芦轮廓，再以浅绿色填充，葫芦叶与藤蔓也多为浓淡、深浅不一的绿色、赭色写就，形似重于神似，极少用泼墨法。如天津美术馆馆藏作品《三葫图》即为陈师曾葫芦画的代表。很显然，吴昌硕、陈师曾这两位在齐白石艺术生涯中产生重要影响的画家，其葫芦画与齐白石并未有直接的师承或相通之处。
　　葫芦画虽然只是齐白石花卉蔬果中的一个小小分支，但小中见大，从其不同题材、不同时期、不同技法的葫芦画中可以窥见其花卉画演变的痕迹及其一贯坚持的艺术理念和创作态度。正如有学者指出，齐白石这种“带有泥土味的形象不是简单的写生和记录，只是一种文化的记忆，是传达文化的一个媒介”。这对于我们从不同侧面了解齐白石的艺术全貌大有裨益，也是探讨齐白石葫芦画的意义所在。（附图为齐白石作品）

葫芦图

双葫图

李铁拐像

葫芦图

葫芦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