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深圳，汤发周按中国传统仪式叩拜齐白石最疼爱的小女儿、著名国画家齐良芷女士为师。齐良芷女士亲授汤发周国画、篆刻、书法、为其起笔名子海，号少白，并赠“白石山堂”墨宝一帧和“白石传人”“少白”，印章各一枚。亲得画坛巨匠家传真谛，后在齐良迟、郭秀仪、齐秉正、王砚方等众多齐派大师的指点下，画艺在继承的基础上发生质的飞跃，其笔下百态千姿的墨虾，活灵活现，趣味盎然。他擅长画鱼、螃蟹、寿桃、蝴蝶、蜻蜓、蝉、小鸡。吸众家之长，将大写意花鸟与工笔虫鸟草有机融汇。并将白石老人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贵在传神”的境界作为毕生的追求。

齐白石(1864-1957)是近代中国绘画大师,遗作甚多,其艺术造诣颇高,绘画作品在市场上的表现具有代表性。从1882年齐白石接触绘画以来,到1889年拜师胡沁园(1847-1914)绘画步入正轨,伴随着个人身份的转变,其艺术市场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从1917年齐白石结识陈师曾到20世纪20年代的10年左右时间,是其艺术市场的加速形成阶段,而其作品在1922年第二次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大获成功,是最为重要的事件和标志。

终其一生的“农民天性”让作品直指人心

谈齐白石艺术市场的形成,我们需要先从齐白石本身进行考量,是什么特质使得客观因素在他身上起到了良性的化学反应。一方面,归因于终其一生的“农民天性”。无论个人身份如何变化,齐白石始终没有放弃那份农民所特有的质朴、坚韧、上进、乐观和谦逊。画画必画所见之物,这一点在白石老人的自传中有明确记述:“所画的东西,以日常能见到的为多,不常见的,我觉得虚无缥缈,画得虽好,总是不切实际。”正是这些源于自然的艺术再创造,让他的作品直指人心,经久不衰。

对于艺术,齐白石有着坚毅的韧性和决心,决意变法时他说过一句这样的话:“从此决定大变,不欲人知,即饿死京华,公等勿怜,乃余或可自问快心时也。”而变法期间作画一万多幅、刻印3000多枚就可见一斑。纵观白石一生,他一直在不停地寻求进步,从一本《芥子园画谱》,到1905年变工为写,再到衰年变法,甚至他笔下的“虾蟹”都数次变化,直到极致;他有着豁达乐观的心态,1917年二次进京之时,对谩骂蔑视自己的人,也能够“毁誉听之”,从不在意,并作诗:“任君无厌千回剥,转觉临风遍体轻。”他极其谦逊,对于别人的观点、意见,都可以虚心接受并认真领悟。

另一方面,齐白石善于交际也是其助力。尤其定居北京之后,齐白石与当时文艺界名流频繁接触,切磋技艺,获得了成长和进步,在自传中,齐白石对他的各种交际经历都有详细的介绍,如吴昌硕亲自为齐白石书写润格等。另外,家人的帮衬和扶持也起到很大作用。这里要重点提到齐白石的前两位妻子陈春君(1862-1940)与胡宝珠(1902-1944),白石北上后春君为其纳侧室宝珠,宝珠又成为齐白石艺术创作和生活的贤内助,齐白石曾如此评价宝珠:“这样的费尽心力,爱如己出,真是世间少有。”

陈师曾与其六年莫逆并推动“衰年变法”

促使齐白石艺术市场形成的因素,除了他自身的特质外,更重要的是一系列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避乱北上,得以接触更广阔的艺术环境;结识师曾,书写一段“我无君则退”的翰墨因缘;衰年变法,奠定了艺坛泰斗的稳固地位;赴日参展,一举成名的关键一役。但所有的这些还要从与陈师曾的六年莫逆谈起。

齐白石在1902年至1909年期间先后5次(实为6次)出湖南远游,统称为“五出五归”。1917年,“五出五归”后的齐白石本打算终老家乡,不料战乱连年,当年春夏间兵事又起,齐白石在朋友樊樊山(1846-1931)的劝诫下二次北上,次年返乡兵乱愈甚,乡间又传绑票谣言,后不得已做了定居北京的决定。定居北京,让齐白石得以接触到当时最为杰出的画坛名流,最新鲜的绘画思想,为齐白石艺术市场的形成奠定最初的基础。

结识陈师曾正是发生在齐白石二次北上之时,始于陈师曾关注到齐白石在琉璃厂的刻印和他的《借山图卷》,虽然二人交游仅短短6年,却成就了一段“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的莫逆之交。其中“我无君则退”突出了陈师曾对于齐白石的提拔与推介,具体体现在参加雅集、衰年变法、赴日参展三方面。

“衰年变法”是陈师曾对齐白石在艺术上帮助的集中体现,是齐白石艺术市场形成过程中的基础性因素,而齐白石艺术市场的形成也是其衰年变法已见成效的标志。改变之意由来已久,林木在《齐白石衰年变法研究》中写道:“齐白石自己却逐渐地认识到这种一味形似并非优点,早在西安之行后就变工笔为写意,带上八大山人冷逸的大写意画风了”,但变法源起还要追溯到1917年陈齐二人初见陈师曾题诗:“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之时,白石动意,又因家事战事干扰,1919年白石三次进京后,白石才真正下决心采取行动,从现存手稿与遗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直到赴日参展大获成功变法成效达到峰值,随后变法一直持续到20年代末基本完成。陈师曾对于齐白石变法起到了客观催化作用,并为其指明方向,悉心指导,加之齐白石自身的主观创造和改良,善于思考与灵活转化,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新风。但“新风”是什么,林木在《齐白石衰年变法研究》中有深入探讨:“就是以笔墨色水诸因素的高度修炼去克服单纯的形似因素的追求。”

第二次中日联合绘画展后其知名度陡增

汲取了吴昌硕画风营养的齐白石本应顺理成章地在中国市场率先走红,但参加在国内举办的异常火爆的第一届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未果后,却在并不熟悉中国画的日本大获成功并反哺国内市场。恰是齐白石衰年变法的成功,让他自身艺术生命获得新的提升、符合时代美术大的变革、符合数百年来中国画发展走向的同时,为能够被陈师曾挑选参加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并一举成名埋下伏笔,其作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的表现也开始游刃有余,让其艺术市场的形成成为必然。

从1921年到1929年间,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共举行五次,齐白石参与了其中的四次,第二次让他声名鹊起。第二次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兼有美术交流和商业促销双重性质。之所以齐白石会在本次展览会获得成功,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成果。从陈师曾的角度来说,作为该展览会中方倡导者的陈师曾与诚意十足的渡边晨亩早前就有私交,所发起中国画学研究会是展览会的中方主办方,所以让其欣赏有加的齐白石作品参展理所应当,又有着便利条件。从第二次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本身来说,一、地理位置优势。与第一次举办地在北京、天津相比,第二次的举办地是位于东京的“东京府商工奖励馆”,可以很直观地让日本人了解中国画、了解齐白石。二、赴日画家数量少。三、参展作品量大质低,这些为齐白石的作品提供了比较好的衬托作用。四、尺幅优势。本次参展作品小品太多,且千篇一律,相对比齐白石《桃花坞》《横江扬舲》均为较大尺幅山水,视觉冲击力和吸引力显而易见。

齐白石在1920年前后自己说:“我的润格,一个扇面,定价银币两元,比同时一般画家的价码便宜一半,尚且很少来问津,生涯落寞得很。”陈师曾从日本归来后,他又说:“我的画,每幅就卖了一百元银币,山水画更贵,卖到二百五十元银币,”从此,齐白石的卖画生涯也一天天好起来。本次展览成功后,齐白石作品价格、知名度、需求量陡增,其艺术市场格局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