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深圳，汤发周按中国传统仪式叩拜齐白石最疼爱的小女儿、著名国画家齐良芷女士为师。齐良芷女士亲授汤发周国画、篆刻、书法、为其起笔名子海，号少白，并赠“白石山堂”墨宝一帧和“白石传人”“少白”，印章各一枚。亲得画坛巨匠家传真谛，后在齐良迟、郭秀仪、齐秉正、王砚方等众多齐派大师的指点下，画艺在继承的基础上发生质的飞跃，其笔下百态千姿的墨虾，活灵活现，趣味盎然。他擅长画鱼、螃蟹、寿桃、蝴蝶、蜻蜓、蝉、小鸡。吸众家之长，将大写意花鸟与工笔虫鸟草有机融汇。并将白石老人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贵在传神”的境界作为毕生的追求。 

“饱看西山” 齐白石“大匠之门”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最杰出的艺术家，齐白石（1864—1957）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其影响力已超越了美术界与国界。齐白石从一个出生贫寒的民间雕花木匠，最终成为享誉中外的一代艺术大师，他的一生跌宕起伏，悲喜沉浮，充满着传奇色彩。齐白石的绘画、书法、篆刻无所不通、无所不精，尤其是他雅俗共赏、风格鲜明的国画作品，以平民百姓生活的视角来提炼、描绘世间万物，彰显出朴实自然的草根情怀，又蕴藏着过人的智慧与幽默，让人倍感亲和。齐白石给中国传统绘画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同样他的篆刻创作也是超凡入圣，具有卓越的艺术独创性。

　　齐白石篆刻艺术的成长与发展，与其他优秀印人一样，都经过了从模拟到借鉴、博采、创新的艰辛历程。他在《白石印草》序言中阐述了自己印风转变的几个阶段，称：“余之刻印，始于二十岁以前，最初自刻名字印，友人黎松庵借以丁（敬）、黄（易）印谱原拓本，得其门径。后数年，得《二金蝶堂印谱》，方知老实为正，疏密自然，乃一变。再后喜《天发神谶碑》，刀法一变。再后喜《三公山碑》，篆法一变。最后喜秦权纵横平直，一任自然，又一大变”。齐白石从早年研习浙派的丁敬、黄易入手，后专攻赵之谦，尽抉赵氏留红布白之秘。自1917年旅居北平始，齐白石的艺术风格产生蜕变，他受吴昌硕弟子陈衡恪的鼓励与推挽，独创的红花墨叶大写意花卉和工笔草虫等绘画取得了巨大成功，北人的悍迈率直气质，与其固有的天赋获得了良好的结合。他又积极探索适合自己的印风，从篆势方折的《三公山碑》，锋颖逼人的《天发神谶碑》，赵之谦篆刻的“丁文蔚”以及秦代权量等文字中，得到了篆法、刀法和意趣上的综合启迪，并结合自己早年从事木工手艺中练就的强劲腕力和善于直来直去的走刀技巧，终于摸索出一套全新的威猛犀利、大刀阔斧式的偏锋直冲单刀法。

　　齐白石曾言：“世间事贵痛快，何况篆刻是风雅事”。他的单刀长驱直入，纵横排闼，猛利恣肆，给人以一股酣畅淋漓、惊心动魄的雄强气势。这种大块剥落，不假修饰，纯任自然的单刀法印章，与他以“天趣胜人”的书画作品，不论在技法、力度、气韵与意境上都是一脉相承的，这也是这位生于农家，才华横溢，不喜掩饰，以追求大朴无痕、草根本色为至高美学境界的最本真的表现。齐白石刻印不屑于“摹、作、削”，认为是“虚掷精神”。对于一味摹效古人，不知创新，或者似吴昌硕一路为追求金石之气而不惜反复做印，以及将线条削劖光洁等，皆斥为“时人之蠢”及巧者所为，也呈现出齐白石与近代印人在创作理念上所产生的巨大差异。他不斤斤于传统篆刻固有的技法与形式，对元明以来文人篆刻家所倡导的书卷气等审美观进行了颠覆，高举崇尚天然、淋漓尽致的大旗，“追求刻字之解义”，将“刻”这种直觉式的走刀体验，视为个人情感宣泄的终极目标。齐白石这种不拘前人绳墨，胆敢独造，直抒胸臆的大写意印风，在旧京“时俗以为无所本”。然而不论是赞美夸奖，还是诋毁谩骂，齐白石以特有的定力，宠辱不惊，一笑而过，其识见和胸襟可略见一斑。

　　齐白石年登大耋，即使鲐背之年作品精、气、神依然饱满，从另一侧面也反映出其健康长寿的身体素质。然而有得必有失，其篆刻虽个性强烈，但受一冲到底的单刀法局限，篆法多舍圆求方，线条也单一相似，章法上靠欹侧、崩裂、并笔及线条粗细、间距宽窄来调整，手法趋于简单化。加上痛快劲健的刀法，难免抛筋露骨，失去蕴藉含蓄之美。齐白石曾自谓：“似我者生，学我者死”，其实“似”者也不见得是真正意义上的“生”，而一味摹拟的“学”则是必死无疑的。齐白石明白自己一味求猛利痛快的刀法具有不可也不宜重复的性质，值得后人深思。